社保补缴最后时限 打工子女和农村父母争吵

摘要：

近两年来，不同省份相继更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进一步收窄一次性补缴的空间。在安徽，一些地方通知了补缴可能截止的消息；佛山市规定，于2025年3月1日起停止执行原一次性补缴政策；海南省明确将最后的窗口时间定在2025年12月31日。

根据这些政策，此前从未缴纳社保或中途断缴的农村居民，可一次性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过了截止时间后，首次参保已经超过45岁的，以及存在欠缴年度的，如果没有及时补缴，在60岁时无法满足累计缴费满15年，只能往后逐年续缴至65岁以满足年限。换句话说，就是要再“熬”5年。

这牵动了许多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的神经。在社交平台刷到信息后，他们开始紧张起农村父母的养老来。他们的父辈主要是1960年代或1970年代初出生的人，临近退休年龄，年轻时常年在外打工，因时代所限，没有被纳入完善的职工社保体系，有些连基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没缴纳过。

父辈从城市的缝隙穿行而过，年老时，沉重的现实压力转移到子女身上。这群年轻人希望能赶在“最后的窗口期”内，为操劳半辈子的老人按尽量高的档次补缴养老保险，让他们能在晚年有份保障。

文｜殷盛琳 孙然 编辑｜王一然

最后的“窗口期”

今年春天，小妍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消息：有省市已经停止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次性补缴。她赶紧去向安徽农村老家的基层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方告诉她，大概率今年年底当地也会截止了。

最后的“窗口期”在即，小妍赶紧把给父母补缴社保的事儿提上了日程：她的父亲今年5月1日就满60岁，妈妈是明年3月。这些年，父母从未有过正式的、体面的工作，始终辗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做零工。虽然从2011年就开始缴纳社保，中间没有断掉，但之前许多年，父母都是按照最低档缴纳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很少。”小妍说，按照现行规则测算，他们最后能拿到的养老金非常微薄。

父母刚开始缴纳社保那会儿，小妍才刚上大学，对五险一金的重要性几乎一无所知。她只记得，那会儿家里要重新盖房子，经济上比较拮据，父母在这种没有即时性回报的“投资”上向来兴趣不大。

直到工作稳定后，最近四五年，小妍才开始接管了为父母缴纳社保的任务，每年为他们按照2000元的档次缴纳。之前每到缴费时，小妍会把钱通过微信转给村大队里一个负责社保事项的基层干部，对方缴纳至系统后，再把电子回执单发给她。

但同样年轻的基层工作人员对政策也不完全了解，小妍说，她是因为补缴的契机，钻研起当地社保政策的细则，又给区里的税务局打了咨询电话，才后知后觉错过了缴纳每年“子女资助”的6000元额度——而这部分一旦错过就不能再补缴了。

小妍能为父母提档补缴的部分，是每年额度上限的差额。算下来，如果去掉这些年父母账户里已经缴纳的部分，一次性提档补缴的话，每人大概还差7万块。（注：根据小妍提供的颍泉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测算表，年缴费档次分800元至6000元共9档，按照最高档缴纳，月养老金为844.06元）

展开全文

但当小妍正式和弟弟、父母商议时，才发现沟通的成本比她想象中要高很多：家里没一个人同意。说服妈妈相对容易，她还在工作，没有脱离社会，对社保政策稍微了解一点，主要是心疼钱，“老人你让她一下子拿个几万块出来，她不舍得的。”

最顽固的是父亲，小妍说，谈判那段时间她和父亲吵了好几架。父亲心疼钱她能理解，但她受不了父亲话语间“自我放弃”的消极情绪。“他觉得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故，还能活多少年，不确定能不能把本钱拿回来。”

小妍漂泊在上海，是一名中学老师，平时的工作压力很大，那段时间下班还要跟父亲打电话来回掰扯细节，帮他按照测算表算账，但无论怎么算，父亲总是不相信补缴是更划算的方式。

有次终于说通了，父亲同意补缴，很快又改变了主意，气得小妍哭了一场，跟父亲大吵一架：“我说爱缴不缴，我都不想理他了。”第二天，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给她打电话，说同意补缴。

小妍最终敲定方案：先给马上退休的父亲补缴，年底再帮母亲补，每人补缴7万，大家一起承担。老人自己出3万，剩下的4万，她和弟弟一人补贴2万。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官网，有网友关心养老金补缴截止日期。图源网络

她把为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帖子发到了社交平台，迅速获得了大量留言——几乎都是老家的年轻人们。大家的烦恼各不相同：有人在纠结父母职工社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怎么双轨合并；有人已经进入婚姻，双方4个老人都面临补缴的问题，资金压力巨大。但大家的态度相当统一：提档补缴是一定要为老人提前谋划的，不然到时子女养老压力大，能讲道理说服父母当然好，实在不行建议“先斩后奏”。

李晴在安徽省某市区人社局工作十多年，据她说，今年3、4月的时候，他们确实接到了通知，一次性补缴通道会在2026年1月1日停止，但很快这个通知又给撤回了，“也没有给我们解释，可能涉及的人群比较多吧。”另一位在阜阳市下辖基层地区社保窗口工作人员也提到，开会时领导提到年底将关闭补缴通道，但文件还没下来。即使如此，他们接到消息后还是“在各自然村微信群进行通知”。

但补缴即将截止的消息还是有迹可循，有县、市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相关通知。8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特别提醒”文章：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政策即将调整，我县广大参保人员2025年以前存在断缴或2025年以前已缴费有意愿提高缴费档次的，请抓住窗口期，尽快完成补缴申报与缴费，以免政策调整影响缴费权益。

李晴观察到，今年到人社局办理补缴的人比往年多了很多，大家都担心错过最后的窗口期，因为以后“社保政策会越来越规范”。阜阳基层社保窗口工作人员说，他个人认为按照现行政策，提档补缴对群众来说算是一种福利，“哪怕你没领取养老金，账户余额也在以3.59的利率在增长，万一发生意外会全部退还外加一部分丧葬补助金。”

他说，能提早按最高档缴纳是最划算的：“以阜阳为例，基础养老金195元，按15年，最高档次6000元（缴纳），到退休大概在900元左右，当然这不包含子女资助部分，最终领取按照个人账户余额/139（月数）加当地基础养老金。”

子女的养老账本

顺利办完补缴后，小妍悬着的一颗心才安定下来。按照最高档6000元的缴费档次补缴满15年，老人养老金大概每月每人能拿到800多元。两个人加起来足够支付日常生活开销。

她习惯规划未来，补缴也是为父母年老时能减少些矛盾。“（以后）他们每个月都有固定到账的钱，不用伸手跟子女要钱了。”小妍说，如果今后她和弟弟各自成家有了小孩，每个月还要固定给父母钱，其实是不容易的。

而且，按照父母的个性，如果遇到难题，他们大概率也很难开口直接向子女要钱。“如果是政府每个月固定往里打钱的话，他们会活得更舒心、有底气一点。”

张衡为妈妈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直接原因是，想让她年老时，和拿职工养老金的爸爸比起来没那么大的落差，关系更“平衡”一点。张衡的爸爸在深圳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多年，虽然只是普通工人，但也顺利、持续地缴纳了15年社保，目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每个月能拿到接近2000元的退休金。如果妈妈不做提档补缴，最后的月养老金大概只有200元左右，和爸爸差距悬殊。

“我不想让我妈找我爸要钱，不要伸手讨，让她为难。”张衡说，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关注过湖南省补缴社保的政策。那年春节回乡，他特意到当地的人社窗口询问，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到60岁退休当年才能办理，但当时妈妈年纪还差一年。

图源东方IC

第二年春节时，张衡已经在国外工作，回家的时间短暂，就拜托离家近的姐姐去跟进了整个流程。补缴需要8万多，除了妈妈补贴的几千块，全部由他来出。两个姐姐都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他不好意思开口让姐姐分担，“说实话钱也是从她们老公那来，我也不是很想让她们去要这个钱。”

张衡2019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企业和体制内工作过几年，补缴养老保险的钱几乎是他工作后的全部存款。

他希望尽可能让父母晚年生活安稳些，但张衡说，父母好像并不“满足”，只要他一天不结婚，他们就还想再多干活，多攒点钱。“我觉得你赚再多的钱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点钱在澳洲一点消费能力都没有。”

和很多保有传统观念的家长一样，张衡的父母也将他成家立业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在县城提早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为他结婚做准备。今年过完春节回澳洲前，张衡建议父母赶紧脱手，县城的房子没什么上涨的可能了。“我宁愿他现在把房子卖掉，也不愿意他继续再交房贷了。你就可以回农村老老实实待着，享受你的退休生活。”他说，自己不一定会结婚，也大概率不会回国工作。

在生活发生不可控的变动前，阿闪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规划：“多大之前结婚，婚前攒一笔钱给父母，婚后多久要宝宝，都会考虑好。”为父母补缴社保原本不在计划内，直到失业、怀孕同时到来，她的生活产生剧烈变动，阿闪才动了补缴的念头，她“不确定以后有没有资金和精力去顾父母”。

之前，她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并不了解，只知道农民一年会有一两千块的养老金，一直以为是国家补贴。去年年底了解完政策，她就赶紧联系村干部，为父母两人都办理了补缴。按照次高档5000元每年的标准提档补缴，算下来两个人一共要补缴接近15万元，阿闪拿出自己存的应急钱补上了。

阿闪家里姐妹三人，当她提出为父母补缴养老保险时，两个姐姐都不同意，“她们对政策不了解，怕钱有去无回”，她就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费用。后面二姐支持了2万块，但话里话间还是有顾虑，“二姐会反复问，这个有没有人缴，钱缴到哪里？有没有人拿到钱？从哪个途径交，靠不靠谱？”阿闪干脆把钱退给了她。

不过，了解完政策的细则后，姐姐们都转变了态度，打算过年把钱分摊给阿闪。大姐甚至开始操心起自己的养老保险来，前段时间还在问阿闪流程的事，也想为自己补缴一下。“对姐姐而言也算有所突破了”，阿闪说。

农民工的晚年

对许琪来说，为父母补缴社保，更像是一种给自己的安慰，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买单。“我怕我后续有什么变故的情况下，可能连几百块都掏不出来，我买的是一个安心。”

和很多老人一样，她的父亲也是执拗拒绝的那个，连理由都高度相似：政策是变换的，相当于存钱，万一人没了，钱没领到，实在很亏。今年国庆，村里的一个60多岁老人，去喝喜酒时忽然猝死，爸爸心有余悸，拿这件事作为拒绝补缴的“盾牌”，“他说你看到没？生命就是这么无常。”

许琪的父亲60多岁，和很多农民工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也参与过城市化的建设，去过广东工厂打工，也在家乡做过服装生意。但由于不断流动，当年的工厂也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他没能持续缴纳职工社保。直到许琪大学毕业前不久，父母才彻底回老家来生活。

“可能对于我父母那个时候而言，他们也没什么路可以走，哪（条路）更挣钱就在哪一个。”目前，父亲做门窗相关的小生意，妈妈没有稳定工作，兼职做一些零活，去村里人家酒席上帮忙做饭、洗碗。

为了说服父亲，许琪让他去问身边人，“他的朋友不可能没有一个补缴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当地农村，大多数老人真的没补缴，基本都和父亲一个想法，“怕自己拿不到，活不了那么长。”只有小部分是子女直接帮忙补缴的。另外，除了观念不普及，钱本身也是难题。许琪说，比如一年4000元一档，并不是最高的，但很多农村家庭拿出这些钱是困难的。而且老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缴纳，线上操作特别麻烦，“他本能就会去逃避这个麻烦。”

许琪最终也没能说服父亲，如果直接给他补缴，他可能会一直惦记着这些钱。今年国庆，她为母亲补缴了近6万元，父亲没有阻拦。

图源东方IC

根据安徽师范大学的仇凤仙教授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调研，他们打工超过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不到5万元，钱都用来供孩子上学、成家。

养老观念冲突之外，像许琪父亲这样的大龄农民工都经历了相关政策变动与完善期，现实存在的城乡差异、对信息的滞后导致他们对补缴的迟疑。

大龄农民工对养老的焦虑也催生出“灰色”市场。由于以城镇职工身份参保，退休后能拿到的养老金更高，有些人通过有门路的“中介”挂靠代缴职工社保，在2022年新版人社部《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施行后，社保挂靠代缴被全面叫停，一系列案件浮出水面，这群老人的养老金也停发了。

根据《财新》报道，一起案件中，至少有超过百名重庆籍参保人通过挂靠代缴的方式在一家从未工作过的公司补缴了职工养老保险费，“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没有固定工作，有的在家带孩子，有的打零工，有的做小生意。在他们的讲述中，并不清楚‘串串’是如何办理的挂靠，事情败露后才知晓大致模式。”

事实上，像张衡父亲这样，在2000年左右南下广东做建筑工人，却能找到国营工厂的机会，有正规的社保缴纳，享受到城市的退休待遇，算非常幸运的。连张衡都感慨，“尤其是前些年，制度还没那么完善，能这样执行下来的工厂就更少了。”大部分大龄农民工像潮汐一样退回农村，但迫于生活，又再出来打零工，要完成对下一代的托举。

小妍爸爸身体不好，今年已经住了几次院，小妍说，爸爸的肺、肾都有问题，身体零件的损耗相当严重，目前只能留在村里给人做点零工。

小妍的妈妈一个人在外地打工挣钱。最近几年，妈妈在多个行业间流转：早些时候去过工厂，由于手指关节留下类风湿的毛病，僵硬疼痛，没办法长期做工，又去给人在工地做零散的体力活。但这两年工地对工人年龄开始有限制，妈妈显然不占优势。城市里留给她的岗位又少一个。

小妍说，目前妈妈在做家政，给人家打扫卫生。妈妈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自力更生”，在她朴素的价值观里，人永远要自食其力，即使到了退休年纪，她也从没想过去依赖一份政府按时发放的养老金。小妍说：“她想趁现在还能干活的时候多干点，攒点钱。”

如果为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言，那或许是对长寿的热切期待——许多人在社交媒体发帖分享，自从补缴后，父母说自己一定要活得久一点，活到80多岁，把钱赚回来。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